李小龍一生只拍過五套功夫片，但已經能夠奠定他在中國電影史上的崇高地位。然而，很多人只是把焦點放在他的功夫上，而忽略了他在電影中刻意營造出來的民族情結。如果大家有細心留意，便會發現李小龍在電影中的對手往往是外國人。李小龍的成功，除了是因為其出色的武打功夫外，還在於利用了中國人的民族情結來吸引觀眾。李小龍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，當時的中國雖然結束了長期受外國侵略的局面，但大多中國人在心理上仍擺脫不了「受外國人欺負」的陰影。而李小龍的出現，便徹底改變了這種「中國人可以被欺負」的形象。觀眾愛看李小龍，不純是驚嘆他的功夫，更是為他打贏 (甚至打死) 外國人 (尤其是日本人)而感到痛快，令人相信原來中國人是可以「勁過」外國人的！倪匡(《精武門》其中一位編劇) 便曾在《AM730》專欄中透露，戲中很多場景對白也是為遷怒觀眾而設計的。其中日本人拿著「東亞病夫」木匾送給中國人的一幕，便成為了經典中的經典。倪匡說，歷史上日本人根本沒有說中國人是「東亞病夫」，這四個字只不過是他刻意設計出來遷怒觀眾，而其效果亦非常成功。
原來，要遷怒中國人是這麼容易的，簡單直接。
這種民族情結一直延續至50年後的今天。在現時內地較受歡迎的電視劇中，大部份也是和抗日戰爭有關的。這些電視劇有一個共同點，觀眾在電視劇中，皆能夠得到「日本人=魔鬼」的單一訊息。沈旭輝在《國際政治夢工場》中說，中國對於二戰世界大戰的軟權力宣傳，最少落後國際指標十年，原因是自我膨脹意識過高，角度單一，缺乏反思，不夠中肯。那麼，怎樣才能達致國際指標呢？ 沈旭輝便在書中舉了一個例子，在電影《鋼琴戰曲》(內地譯作《鋼琴家》) 中，最惹人好感的角色，並非婆婆媽媽的男主角波蘭琴師，而是接濟琴師的那個德國納粹軍官；電影推出後，無論是德國人還是猶太人，都對他表示英雄式的尊敬。因為他的救人行動，沒有涉及政治意識，也沒有任何意識形態，只是憑自己的良知在能力範圍內救人。反觀，中國有關二戰的電影多以國籍來決定人的好壞，而少以良知來評價人物，擺脫不了「敵我分明」的簡單思維。
直至《南京！南京！》的出現，這情況才出現改變。
《南京！南京！》在2009年春天上映，旋即引起哄動，片中大量的屠殺及強暴場面故意是焦點所在，但更受人注目的，是片中描述了一名日本士兵的內心反省。有人批評電影是為日本人說好話。且不論誰對誰錯，先來看看導演陸川說說開拍這套電影的原因。
他曾經在不同的訪問場合中說：「我們過去更多是在哭訴屠殺的事實，我們習慣於把日本兵塑造成魔鬼，中國人和日本人都被符號化了。但如果一直把他們當作妖魔去描述，一味去哭訴，世界上又有多少人會真正認同這種仇恨的情感？」陸川認為，要讓世界認真思考南京大屠殺事件，就必須首先把日本人作為「人」來描述，告訴世人中國電影也可以是理性中肯的。
《南京！南京！》的突破，在於導演能以人性的角度來描寫人物，而不是以國籍來為角色定位。這部電影有兩條主線，一個受侵略民族的頑強抵抗，以及一個來自侵略國士兵的精神掙扎。至於那個受侵略民族及侵略國叫什麼名字，已經顯得不再重要了。陸川在《南京！南京！》所展示的，是人性在戰爭中這種極端環境下的不同心理狀態，這種對人性的深入探討是超越任何國籍及種族的。陸川說：「我要講述的，不是單純的施暴者和受暴者之間的故事，而是兩個民族的共同災難，這關係到我們以何種心態重讀歷史。」
《南京！南京！》的另一意義，是向世人展示了中國電影是有能力達致沈旭輝所謂的「國際指標」，它不涉及任何意識形態，客觀地把二戰視為「令人性極端化的世界歷史事件」，而非僅僅是被用來煽動悲情的「宣傳品」。陸川曾在人民網的訪問中訴說他的理想：「我希望能將中華文化的脈絡表達出來，希望有一天中國的文化產品可以真正走出國門，抵達世界，中國的電影人可以在一種平等的狀態下，與世界同行討論製作，討論票房，討論表演。」
要令中國電影真正的走入世界，便要把眼光放大，把觀眾群定位為不分種族的人。哭訴未必能打動局外人，但拋開意識形態的歷史觀卻能受人尊重。筆者絕對不是認為中國人不應為日本侵華而感到憤怒，但怎樣才能有技巧地憤怒？怎樣憤怒才能令人信服？這些也是值得中國人再三深思的問題。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